在众臣都沉浸在魏忠贤带来的巨额商税中时，为首的袁可立带着些担忧，心中纠结一阵后，还是说出口。

“陛下，老臣有话说。”

朱由检喝着茶水抬头道：“袁爱卿请讲。”

“陛下，虽说魏公公商税收的不少，这会不会对商人的积极性造成打击？刚才老臣陛下的商税条例中，对月营业额在三千两以上的大商号征收十税三的商税，如此高的税务，可能会造成既得利益群体的抵制。”

袁可立这一番话说完后，在场的众多大臣都冷静下来。

能有资格站在这儿的都不是傻子，袁可立的话其实说的很隐晦。

对商人造成打击其实就是在说，现在大明的商品流通，大多依靠民间的各大商号和行商商队，万一这些人都不运东西到北京贩卖，这问题可就大了。

再说朱由检提到的十税三的税务制度，袁可立说的是对既得利益群体，这个包含的范围就比较广了。

在朝的许多大臣身后的家族多少都涉及到商业经营，哪怕是寒门出身的官员，在其身后也有支持的商号。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许多人从小就开始读书，但是家里穷，这个官员家庭所在的当地，如果有做生意的商人或者地主觉得这个人是个潜力股，就会资助他学习，参加考试，等这个人成为官员后，自然也会给与人家好处作为反馈。

这就是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官商士绅结合的群体。

而这个群体在现在的大明朝是极为常见的。

就拿身为内阁重臣的孙承宗来举例，孙承宗幼时家中贫困，没有额外的钱让他接受教育，孙父不忍儿子被埋没，便找当地的一个地主借贷供孙承宗上私塾。

后来那个地主发现孙承宗聪慧，就免了孙父的借贷，甚至直接拿钱资助孙承宗继续接受高等教育，最终成为名震天下的蓟辽督师。

而在大明现在的时代，受人恩惠百世记早已成为一种主流文化。

就像是那些犯了罪的官员，基本是要砍头的，最终皇帝一句话给其赦免后，这个官员就认为是皇帝给了自己再生之恩，由此皇恩便凌驾于一切。

龙案上的朱由检非常清楚袁可立话中的含义。

心中斟酌片刻后开口道：“袁爱卿不愧为四朝重臣，看待问题的角度确实很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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