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崧认真研究了明朝的县政后，发现太操蛋了。

一个县那么大，有的县人口几十万，但是有朝廷正规编制指派的官员只有四人。

这四人分别是县令，县丞，主簿和典吏，其中典吏还是个连品级都没有的官，称之为“未入流”或者是“流外官”。

县衙共有六房，分别是吏房、户房、礼房、刑房、工房、兵房，对应朝廷的六部，还有一个专管公文档案的承发房。

这些都是由地方上的小胥吏担任，在吏部挂个名，并没有中央朝廷的正式编制。

而且一个县令的权力也太大了，和要管的事太多了，极少有人能胜任那么多繁重政务。

所以县衙大小事务都被把持在这群小吏手中。

一方县令往往压不住这些地方小吏，县令心里讨厌和看不起这些地方胥吏，又因为政务繁多，不得不倚重这些胥吏办事。

最后造成行政者无权，有权者非行政决策者的混乱局面。

明末中后期时，考核一个县令的政绩标准，又完全是以催征为主，全国各县官吏无不“日夜从事，唯急催科”。

为了完成征派任务，各地知县胥吏全然不管百姓死活，还趁机盘剥。

本来，有田才有田赋税收，到了明中后期，天下能收税的额田已少了一半还多。

朝廷失去的税额田被官僚士绅衿地主利用“飞洒”、“诡寄”等手段侵吞了。

田少了，上头要的田赋税收却丝毫不能减少，于是，知县为了完成任务，把这些税赋全部压在农民身上。

所谓的灭门知府，破家的县令，就是这样来的，都这样了加上天灾，自然就官逼民反了。

而且朱由崧觉得明朝太多行政制度严重不合理，县令也有难处，要伺候和讨好头上一堆的婆婆。

以往历代皇帝不是不知道皇权不下乡的弊端，为了加强皇权的统治，每年便会派御史钦差大臣巡查地方政务。

这样一来，一个县的政令除了上头有知府、分巡、分守二道干预外，还要应付各种巡按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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