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您完全有办法的，先生。”莫雷尔说。

“那就请说吧。”

“先生，”船主说，他渐渐恢复了自信，再说他的申诉完全在理，立场又很鲜明，所以他的语气非常坚定，“您想必记得，大家得知皇帝陛下登岸的前几天，我来为一个不幸的年轻人向您求过情。他是一个水手，在我的船上当大副。您想必也还记得，他被指控和厄尔巴岛有联系，有这层关系，在当时是个罪名，但放在今天就是一种光荣了。当时您为路易十八效力，没法庇护这个年轻人，先生，您在尽您的职责。如今您为拿破仑效力，您理应保护他，这仍然是您的职责。我来，就是想问一下他现在怎么样了。”

维尔福竭尽全力控制住自己。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他问，“请把他的名字告诉我。”

“埃德蒙·唐戴斯。”

不用说，维尔福宁愿在决斗中让对手从二十五步开外先开枪，也不愿听人提到这个名字，但他仍然脸不改色，眉头也不皱一下。

“这样，”维尔福心里想，“就没人能责备我当初逮捕这个年轻人是假公济私了。”

“唐戴斯？”他重复了一遍，“您是说埃德蒙·唐戴斯？”

“是的，先生。”

维尔福打开放在旁边格子里的一个卷宗，放到桌上，又走到旁边去翻阅其他文件，然后，他转身面向船主。

“您肯定您没弄错，先生？”他以最自然的语气问道。

倘若莫雷尔更精细一些，或对这种事情的经验更丰富一些，他也许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代理检察官会亲自过问这桩已经无关的案子，他也许会寻思，为什么维尔福不让他到囚犯登记处，到典狱长那儿去打听。但莫雷尔现在看不出维尔福有半点心虚的样子；而既然看不出维尔福害怕，他在维尔福身上见到的就只是屈尊俯就的态度了。维尔福得计了。

“不，先生，”莫雷尔说，“我没有弄错。我认识这可怜的小伙子有十年了，他在我手下也已经干了四年。您想必还记得，一个半月前，我来请求您对这可怜的孩子网开一面，就像今天我来请求您对他秉公处理一样；您那时接待我的态度非常冷淡，不高兴多搭理我。咳！那会儿保王党对波拿巴党就是看不顺眼！”

“先生，”维尔福以惯常的敏捷和冷静招架说，“我当时是保王党，认为波旁家族是王座的合法继承人，是当仁不让的法兰西君王；但我们看到了皇上奇迹般的复位，这证明我是错了。天才的拿破仑胜利了：得民心者才是真正的君主。”

“好啊！”莫雷尔爽声说道，“听您这样说我真高兴，看来埃德蒙有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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