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建颤抖着手，反复摩挲着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理智告诉他，这很可能是个骗局，但父亲日渐虚弱的身体，又让他无法放弃任何一丝希望。最终，他对杜晓兰说：“我必须去一趟，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也要试一试。”

他按照纸条上的地址，几经周折，找到了那个废弃的工厂。破败的厂房，荒草丛生的院子，处处透着诡异的气息。郝建心头不安，却还是硬着头皮走了进去。

接下来的几天，郝建像着了魔一般，四处打听纸条上所提到的“药”。他跑遍了县城和省城的各大医院，咨询了无数的专家和教授，但得到的答案却出奇的一致：闻所未闻。

有人好心提醒他，小心上当受骗，这年头，专门做这种发灾难财的人太多了。郝建苦笑，他也知道自己可能被骗了，但又不甘心就这样放弃。

一次次的希望，一次次的落空，郝建身心俱疲。他不仅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还欠下了不少外债。为了躲避债主的追讨，他不得不东躲西藏，甚至不敢回家。

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说省城有一个老中医，医术高明，专治疑难杂症。郝建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怀着忐忑的心情，踏上了前往省城的火车……

与此同时，杜晓兰在桃源村的日子也不好过。尽管她已经尽力去适应农村的生活和教学环境，但一些村民对她新颖的教学方式颇有微词。他们认为，读书识字就应该老老实实地背书、写字，像杜晓兰这样又是唱歌又是游戏的，简直是胡闹。

“杜老师，不是我说你，你这样教，孩子们能学进去吗？”村支书的媳妇王婶找到杜晓兰，一脸担忧地说，“你看我家那小子，自从上了你的课，整天就知道唱那些乱七八糟的歌，字也没见写好几个。”

杜晓兰耐心地解释道：“王婶，您放心，我设计的这些课程都是为了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让他们在玩乐中学习知识，效果一定会慢慢显现出来的。”

然而，王婶并不买账，她摇摇头说：“我看还是算了吧，我们这些农村孩子，能认几个字就行了，别整那些花里胡哨的，到头来什么也学不到。”

类似的质疑和反对，杜晓兰已经遇到过很多次了。她理解村民们的心情，也知道改变他们的观念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但看到孩子们渴望知识的眼神，她又无法就这样放弃。

为了解决教学上的难题，杜晓兰经常找李卫国和王大山商量对策。李卫国虽然支持杜晓兰，但也深知村民们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一时半会儿难以改变。而王大山虽然也尽力帮忙，但他毕竟只是一个乡村医生，对教育方面的事情知之甚少，能提供的帮助也十分有限。

郝建不在的这段时间，杜晓兰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她不仅要面对教学上的挑战，还要独自面对生活上的各种困难。而远在省城的郝建，同样深陷困境，他们彼此牵挂，却无暇顾及对方，只能在各自的战场上苦苦挣扎。

郝建心力交瘁地回到家，还没来得及放下行李，就被母亲一把拉住，眼眶红肿，声音颤抖：“建子，你爸他……越来越不好了……”郝建心头一紧，快步走进父亲的房间。父亲躺在床上，原本就消瘦的面容更加憔悴，脸色灰败，气息微弱。

“爸，你感觉怎么样？”郝建握住父亲的手，强忍着内心的悲痛问道。

父亲艰难地睁开眼睛，浑浊的双眼望向郝建，嘴唇微微颤动，却发不出声音。他想要抬起手，却无力地垂落在床上。

“医生怎么说？”郝建转头问母亲。

“医生说……说你爸他……”母亲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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