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刘卫东采访包里的那个信封是哪来的？信封里的现金又是哪来的？为什么恰好是一万元？信封上的指纹是谁留下的？为什么他身受重伤而财物未丢呢？

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西京早报》的领导提供不出有侦破价值的线索，也说不清记者刘卫东当晚去了哪里，更不可能知道谁给刘卫东安排了酒局——刑警队长司马南只好另想办法进行侦查了。

第二天，司马南带上自己的警官证，并在局子里开好介绍信，就分别去了联通、移动和电信三家公司，调取那三个最有可能给刘卫东安排饭局的手机号码。

现在的手机上号必须是实名制，否则，人家就会拒绝给你上号。

司马南在联通和移动没遇到什么阻碍，很顺利就就调出了那两个手机号持有人的真实姓名。可是，在电信公司，司马南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

司马南拿出介绍信，并亮出了身份和警官证，要求调看那个手机号码的实名人。正在值班的是个很年轻的女孩，女孩也许是对警方的工作认识不足，她很客气但又很坚决地说：“对不起，警官，我们要保护电信公司所有客户的个人隐私，我不能泄露客户的个人资料，你还是另想办法吧！”

司马南解释说：“小丫头，我是在破案，明白吗？我们怀疑这个电话的持有人，与我们正在侦查的一起重大刑事案件有关，希望你配合。”

那女孩说：“你仅仅是怀疑那个手机号的人，又没有铁的证据，我怎么能随便就把人家的个人资料告诉你呢？你要是抓错人了呢？这种案例以前也发生过，抓错了人，后来还屈打成招，判了十几年，最后真凶抓住了，才又把人放了——那人一出来就申请国家赔偿……”

司马南打断她的话，火了：“你住嘴！你要不配合，我可以以‘妨碍公务’将你拿下，让你去我们局子里住几天，你信不信？”

那女孩见司马南发了火，动了真格的，态度立即软了下来，压低声音说：“那你去问问我们经理，经理同意了，我就给你调资料。”

说完，她就向经理办公室的门一指，给司马南示意，那里面就是她的顶头上司，她要听上司的指令，不听司马南的指令。

司马南也是“醉了”，但也无奈，只好敲门进了经理室。

过了一会，经理陪着司马南出来了，经理对那女孩说：“你给这位警官调看手机号码吧！以后遇到警方拿着介绍信来的，就不用请示我了，直接给他们调，要什么资料给他们调什么资料，明白吗？”

女孩爽朗地回答道：“明白了——”

女孩就在电脑上一阵操作后，调出了那个号码的实名登记人——潘文丽！

潘文丽？司马南脑子一震，这个人不是市花大赛的季军获得者吗？难道她与记者刘卫东的案子有关？

司马南的第一反应是：是不是潘文丽给刘卫东安排了酒局，把他灌醉了，再派人跟踪、尾随他，然后提前安排人挡好了出租车，再安排人在出租车必经之地——建国门外的城墙根“请君入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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