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缓缓播放出来。谢兰生与莘野两人赶到门口，用力砸门，之后门就没关上过。仅仅过了七八分钟，发帖子的女演员就拿着东西走了出来，还一边走一边抹泪。又是大约两三分钟后，谢兰生与莘野也离开了。

哗有料了，娱乐记者们的脸上开始放光。

谢兰生在内心叹气，又说：我们回到一楼以后，制片主任对试镜者第一时间进行退款了。这是演员签字照片，而这个，是当天银行流水。演员签字只有姓氏，后面的字被打码了。银行流水则加盖着中国工商银行的章，每一栏都是500元，备注写着试镜退款。

另外，兰生又道，我与莘总当天晚上去警察局对此报案了。屏幕上是报警回执，我们不会伪造这个，否则犯罪了。

又是一片相机快门的声音。

最后还有最荒谬的负能量跟卖国求荣谢兰生说，首先，我那时候始终认为，可能现在还是认为，诚实、正对真实、直面人性，接受人的一切善恶，就是最大的正能量，而不诚实、逃避真实、否认人性，就是最大的负能量。《生根》源于一个新闻，屏幕上是相关报道，我今早翻图书馆的旧报刊才找出来的。我只是想记录记录这些人和这些事，再让大家看一看，说句实话，咱们今天种种争论21岁的我是没想到的。1991年，14年前，也不存在这些东西。接着，1994年，我第三部电影作品差点入围戛纳电影节，大家知道，这是殿堂级的竞赛。但是那年的组委会换了一个新选片主席，他认为《山坎》宣传政治，最后警察解救哑巴的镜头太慷慨激昂了，希望《黑白》代为参展。相信在座的很多人看过《山坎》还有《黑白》我对这些无法接受，跟主席大吵一架，写了声明，退出戛纳。屏幕上是这份声明，我当年是传真去的，这是原件，大家看看吧。我们会做这份文件形成日期的鉴定，大家请给这件事情一点点的证明时间。我想，这能证明那个时候我只是想拍点故事，不屈服于权力，不管是哪边的权力，也不屈服于资本环球影业让改成goodending我也同样是拒绝了。传真具有法律效力，组委会是接受了的。

几秒钟后兰生又说：《生根》是在日本朋友的party后卖出版权的，我不否认。当时，亚洲只有日本电影可以卖掉欧美版权，所以，我受邀时非常开心我必须要卖掉电影、收回成本、还掉欠债。但是，电影人的相互交流不应该被国籍束缚，我们只是正常交友，我很珍惜这段友情。森田小姐很有思想，受大师们影响颇深。谢兰生的十指紧握，声音带了一点颤抖，就在事件发生以后，远在日本的森田竟发过来了一些资料我牵连了我的朋友，我很愤怒，也很无奈。

材料又被打出来了，旁边附着中文翻译。

好了，谢兰生说，我真心希望，这场风波赶紧平静，这场闹剧赶紧过去，观众目光可以放在《一见钟情》电影本身上。

他说完，深蓝影业的叶总又做了一些补充回应。

屋里都是各大电视、各大网站娱乐记者，他们会把这些回应最大限度传播出去。

两点半钟，深蓝影业的发布会结束以后，公司公关在网络上同样发了澄清公告。

因为针对谢兰生的两个帖子是发布在天下电影论坛上的，深蓝影业这封回应也发布在了天下电影主版块上。

它采用了设问形式，一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叫《一见钟情》有潜规则？第二部分叫《一见钟情》收费试镜？第三部分叫而每一个标题下面，深蓝影业都啪啪啪贴出一堆实际证据，无法反驳的实际证据，与之并列的还有条理清晰的冷静说明，十分可信。

与此同时，它还发了一封导演谢兰生的补充公告，题目叫《是我起了反叛之心我的15年，我的反思》。

所有人都被打动了。

谢兰生在信里写道：

【我在最近才意识到，这个社会变化太快，很多朋友并不清楚十几年前种种状况，因此，我也愿意随便说说我这15年，我的想法。

我出生在1969年。说来有些不好意思，我大概是三岁那年对于电影着了魔的。大家可能并不知道，直到1994年欧美电影才正式地进入中国，但我当时非常幸运，因为小叔有些门路可以跟他看内参片由专人引进、翻译，给首长们看的片子。三岁那年，看到荧幕上机关枪突突突突地扫射时，我的手脚一阵抽搐，还啊啊地尖叫了。这件事在后来成了家人取笑我的素材。可我想啊，它那么真，那么真又真实，又梦幻，像我们的现实世界，但是更美。真的更美。

我喜欢看内参片，比如《大幻影》《发条橙》《午夜牛郎》《安妮·霍尔》并且深深为之着迷。我控制不住地每天模仿电影中的人物，学他们说话，学他们行动可是后来我意识到，我学校的那些朋友都没看过这些片子，甚至，没看过任何片子。于是，为了不让朋友眼馋，我便把对电影的爱深深深深隐藏起来，可是，当它成为一个秘密，它变得更为珍贵。这一隐藏，就是十年。

说来还是不好意思，我本能考北大清华，却选择上电影学院，在交志愿的那天把第一志愿偷偷改了。家里当时鸡飞狗跳，我被打了无数顿。可我很开心，真的开心，好像，戈达尔的激烈情绪、特吕弗的人性洞察、斯科塞斯的慑人张力，都触手可及了。

可实际上不是这样。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国营的电影制片厂去工作。我为了有上片机会主动放弃留京名额，然而最终还是失望了。当时拍片需要厂标，我们单位一年一个，大导演们还不够分，刚毕业的只能等着。有回，厂里必须筹备、摄制关系户的一部电影，文学部的问了一圈，没有导演愿意沾，而我为了可以上片大刀阔斧修改剧本，可临开机时，厂长却让把总导演给有关系的其他人，我只能当执行导演。我拒绝了，继续蛰伏。到1991年3月，我听见厂长说，谢兰生要锻炼五年才能真正承担重任。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我不听话，还是因为我新毕业。

可是，等会耗尽我的才华。那天，我决定了自己拍片。我当时对我自己说：你好，我叫谢兰生，我已经毕业两年了，再不拍片我就要死了。我想，为何画家可以画画，作家可以写书，导演却不能拍电影呢？我偷偷拍，再偷偷卖，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蹲监狱我也认了。作家不能只当助手，画家也不能，别人的片跟我的片完完全全是不同的。

于是开始筹备《生根》。

当时很难。为了筹资，我到公园演过猩猩为了我中国境内不能冲印，我把片子送去澳洲，澳洲海关开箱检查，胶片见x光，报废了，一切又要重新开始】谢兰生把一点一滴在纸上写出来了。

另起一行，兰生又道：

【我再一次非常幸运，《生根》入围都灵影展。我没资金去打广告，只能站在酒店门口，或站在会场门口，一边发宣传单，一边说：请来看看我的片子！请来看看我的片子！那个时候，参加影展、卖掉版权，在欧美的电影节和电影院中被放映，是唯二的见光机会。何况，我也必须还清欠债。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回来我被禁了8年。

1993年，《美丽的海》入围戛纳，1994年，《山坎》《黑白》退出影展，我就觉得挺没意思，欧美参展挺没意思，于是，带着自己几部片子在咖啡馆私下放映。有一回，我在举着大黑布遮某咖啡馆的天窗时，跌下来，摔断了腿，我在医院悄悄哭了，想，我好想被公映啊。真的，好想被公映啊。

1995年，VCD盗版碟流行起来，我觉得是一个希望，被看到的一个希望。于是，我请莘野来拍《圆满》，又一次参加影展。《圆满》柏林擒熊以后，盗版商们毫无反应，我就带着剧组的人在全国的租碟社问，让老板向盗版商们反馈这个市场需求，最终，我的盗版出现了，我那时候欣喜若狂，在大街上跑了起来。

1997年

2003年，我永远都忘记不了。11月1号那天下午，我在新开的图书城漫无目的随便溜达，却见到了《看电影》杂志的总编辑张学文。在那里，张总编对我透漏，民营公司不需要跟大制片厂买厂标了！流程变了，在前进了！电影局要给您解禁了！

他没说错。2003年11月30号，在电影局与青年导演的座谈会上，我跟其他独立导演被电影局正式解禁。

而后，这一年半，我拍摄了《一见钟情》。

至此，走过漫漫的15年，我终于能被公开放映了。

被人看到的时候，我才是活着的。

在我看来，走当初的那一条路自然而然、别无选择，即使后来被讨论、受争议，我也从来不曾后悔，亦不曾羞愧。那时情况太特殊了，与今天完全不同，并不存在为名为利去迎合谁或讨好谁。我有时候觉得委屈，想：你们是不是太敏感了？你们是不是为面子呢？难道可以忽略那些还在受苦的人们吗？说实话，我不希望我的片被拿去证明什么东西，或是大国崛起，或是别的，我很为难，它做不到。不过，另外一些时候，我又陷入一种迷茫。政治实在太复杂了，导演对此滔滔不绝也是十分危险的事。我只知道，21岁的一个青年无法判断过不过界。至于现在，我不想了，只要导演还想公映，过不过界有人决定，无法由他本人决定。我更在意我能做的，比如，就在上月，我与电影局的川局再次表达我的想法，同时也是表达电影人的想法希望，审片委员会的构成可以进一步地改良，减少官员的数量，增加其他人的数量，比如，电影与社会的学者、儿童教育专家，还建议了审片委员的年轻化等等东西，以及让电影人的作品能更容易与观众见面。我只想从电影出发，也只能从电影出发。我希望能更加自由，我不避讳这一点。】

性格使然，谢兰生是比较温和的，这个阶段，他更思考能做什么，比如促进放宽尺度，再比如争取规范条款。不过，他也知道，很多很多的电影人很激烈地反对审查，即使明知它绝无可能被取消，不沟通在表明态度的同时也放弃了沟通与博弈。

最后，谢兰生写道：

【这些天，一些朋友常常问我：谢兰生，见到资本的獠牙了吗？见到资本的狰狞了吗？你是不是非常伤心？是不是非常绝望？

老实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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