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清所说的“试法官”乃是大宋朝的一项司法制度。

宋朝的司法官在获得任命之前，必须通过司法考试。这个司法考试，宋人叫做“试法官”，由大理寺与刑部主持，两部相互监督，以防止作弊，并接受御史台的监察。“试法官”每年举行一次或两次，每次考六场，一天考一场，其中五场考案例判决，一场考法理。案例判决必须写明令人信服的法理依据、当援引的法律条文。如果发现案情有疑，也必须在试卷上标明。考官逐场评卷。考试的分数必须达到8分（我没有查到宋史记载，不知道总分是不是10分），且对重罪案例的判决没有出现失误，才算合格。

在这里要惋惜的提一下的是，可惜宋人开创的高度发达的司法体系，以及司法专业化的历史方向，并未为后面的朝代所继承，元明清三朝的司法制度，退回到非常简陋、粗糙的状态，如明代的府一级（相当于宋代的州），只设一名推官助理讼狱，而清代则连推官都不设置，府县的司法完全由行政长官兼理。长官力不从心，只好私人聘请刑名师爷襄助。《三侠五义》中的公孙策，其实就是清代艺人根据当时的刑名师爷形象塑造出来，北宋并没有公孙策这一号人物，宋代的州府也没有所谓的“师爷”。师爷，是行政幕府制度发展到明清的产物，又称“幕友”。而宋朝恰恰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不设行政幕府的王朝（军政幕府还有保留）。恰如民国法学学者徐道邻先生所指出：“元人入主中原之后，宋朝优良的司法制度，大被破坏，他们取消了大理寺，取消了律学，取消了刑法考试，取消了鞠谳分司和翻异别勘的制度。”

话说回来，石州目前并不算是规模很大，所以当置司、州院与司理院的推官判官考试不用赴京师，只是从京兆府派来人员即可。

韩清敢拿这件事大做文章，是因为他发现了这常言掌管的石州州衙里，并不是铁板一块。因为众口难调，一碗水根本端不平。许多推官或者目前依旧是准官吏，还在苦熬自己的试用期。

在大宋朝考中的进士，也不像有些戏中说的，一考中就授予官职，那些过五关斩六将，有幸考上来的准官吏，也都是从“习学公事”的“实习吏”做起的，等到补上缺额，才能算是端上铁饭碗，成为“正额吏”了。若是三年“习学”仍不合格，那就卷铺盖走人。

正因为如此，那些准官吏因为苦熬之后眼看自己仍旧无望转正，所以就对这常言一手遮天的做法颇为不满。韩清私下里找了几个当置司的候补推官或者判官，这些人都各有苦衷。

既然内部有分歧，那就好办了。现在在任的这些家伙，肯定是常言自己培植的，一个个对常言都是言听计从，所以不把韩清放在眼里。韩清要办的就是这帮家伙，要把这些人逐个清理掉。

就在韩清在石州忙着官场斗的这段时间，一个女人步入了京师开封的皇宫里，她是前宋皇后的妹妹，寇准的夫人。寇夫人之所以来京师，是要向摄政皇天后请示，寇准已经病死雷州，自古一来人们都是认为“入土为安”、“落叶归根”，所以寇夫人来京师是需要刘娥的恩准，批准寇准北还。

刘娥同意了寇夫人的请求！

但是万万想不到的是，专款的数额经过精确计算，只够到达洛阳！

是的，没错，是洛阳！

堂堂大宋朝，号称当时东亚最富，甚至实际上也是全地球最富的国度，给前宰相的最后一次旅差费居然缩了水。这事听着似乎令人难以相信，但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变成了史实。如果有心打开大宋的版图看一看会发现，右下角是雷州，它向上偏左临近黄河时，就是开封，要再往左，拐个小弯才是洛阳。这个问题就令人玩味了，运费怎么会不够呢？如果论直线距离的话，到开封和到洛阳几乎没有区别，甚至开封更近。

其实只要稍微动一下脑筋，一切就都清楚了。在寇准当政期间，根本不把刘娥放在眼里，甚至经常放话，言必称那个村妇如何如何，这让刘娥心中早就买下了仇恨的种子。所以这次寇准灵柩北还的差旅费缩水，其实就是刘娥所做的决定：无论生死，寇准都别想再进京师！这也是给整个大宋官场的一个警告，在发配了活的丁谓之后，连死人也不放过。

她如愿了，这个大宋官场的反应非常乖，寇准就在洛阳下葬，这咫尺距离，运费的差价估计连寇准生前的一场夜宴的花费都不到，可就是没人敢掏这个钱。寇准的灵柩北上时,凡所到之处,皆哭声震天，寇准的棺椁经过荆州公安县今湖北公安时,当地有一个习俗,祭拜圣贤时,要砍下竹子,上面挂上纸钱,插在道路的两侧,以示尊敬。寇准的棺椁到来后,老百姓就用这种方式祭拜他。寇准的棺椁离开后,居民就把这些竹子收集了起来,随便找一个地方掩埋了。结果,第二年开春后,这些竹子竟然长了出来,形成了一片郁郁葱葱景象。见此情景,荆州人大吃一惊,他们认为这是寇准在天有灵,护佑苍竹林。于是,他们就把这片竹林叫作相公竹,并在这里修建祠堂,安置了一面寇准的神牌,年年进贡,岁岁祈福荆州百姓的。

但是皇家对寇准的事情还没完，寇准的谥号也下来了，叫“忠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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