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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再回到老蒋出书事件上来，为什么没有身边的学者阻止他？

很简单，因为老蒋是“孤家寡人”。

我们来看史迪威写于1943年的日记，日记中的“花生米”代表常凯申，这是史迪威给老蒋取的独特外号，在美国泛指那些野心大而能力不足之人。

“很简单的饭菜，没有什么仪式，但是上帝啊！那种气氛。在这个至高无上的人面前，没人敢说一句话或发表一个观点……没有争论，没有提问，只有毫无表情的脸和冰冷的端庄举止。”

“花生米迟到了一个半小时，在仪式上他有些坐立不安……花生米身边的每个人又都成了石头，何（应钦）像雕塑般坐在那里，根本没有张嘴。”

《中国之命运》是由陶希圣代笔的，陈布雷也写了一部分。

这两位都是玩笔杆子出身的，怎么可能不知道此书的拙劣之处？纵使他们妙笔生花，奈何其中所有思想观点都是老蒋的，他们只能在老蒋提出的思想框架里面各种圆谎，那些似是而非、前后矛盾的论据论述，已经是陶希圣和陈布雷所能做到的极限了，至少还能迷惑到一些激进民族主义读者。

老蒋的可悲之处，不在于没人敢对他说话，而是没人对他讲真话。

咱们继续看史迪威的日记：“他证实了我全部的最悲观的观点，花生米其实算不上独裁者。他发布命令，每个人都鞠躬言是，但谁也不干什么。他了解中国腐败贪污的全部清空，但他没有治愈这一问题的力量……他也了解全部恶劣条件，但他做不了什么……他想成为一个合乎道德的君主，一名宗教领袖，一位哲人。但他没受过教育……他不爱听不快的事，于是所有人只讲他爱听的，不可能和他讲理……如果谁顶撞了他，他会勃然大怒……他大量发布命令，如同雪片一般，每个人都唯唯诺诺，他从不知道实际上做了哪些事。他害怕老百姓，怕人们议论，于是他竭力阻止他们讲话。这很愚蠢……他没有理由怕什么，让他们说好了。他也不必怕共党，他本可以利用他们。”

史迪威只是中国的一名匆匆过客，在中国没住多久，但已经把局势看得很清楚了：“战争之后，中国将会遇到极大的麻烦。花生米只明白他身边发生的事，而这个国家很大，他不可能完全控制。顽固、愚蠢、无知、专横、不容他人、不讲道理、无法说通、忘恩负义而又贪婪无比。”

我们前一章提到的石牌保卫战，老蒋虽然对外宣称是“中国的斯大林格勒战役”，颇有誓与国家共存亡、君王死社稷的慷慨决绝。但实际上老蒋吓尿了，他以为日寇即将攻破三峡、杀入重庆，他紧张到当着美国人的面，对汇报军情人员发脾气的程度。

史迪威在日记中是如此记述的：“在宜昌事件（即日军进攻石牌）中一片惊慌，他极为紧张，甚至将茶壶和花瓶摔到来访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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