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宁也不点破，只是语重心长地说道：“前路仍旧艰险，望诸位勿忘大局，凡事以公正，不能让有能力有功劳的人寒心。”

这句话明面上是对冯友贤说的，实则是说给在场的文官武将听。

终于有个将领开口道：“冯指挥领首功，兄弟服气。”众人纷纷附和。

韦斌最后才开口道：“说起石场湾之战，某人也认冯指挥的能耐，改日稍闲了，营中的兄弟设酒给你庆庆功。”冯友贤忙拜道：“下官恭敬不如从命。”

张宁笑道：“喝高兴便好，烂醉伤身。”

朱雀军开拔进常德城，控制了所有的交通要道，官军武装全部缴械投降。第二天，连同南部断后阻击朱雀军的几支小股兵马也投降了。

对于俘虏，一些武将嚷嚷着砍了祭澧州死难的兄弟，因为这批官军战俘中就有人是参与澧州之战的覃有胜的部下。但张宁想都不用想就马上拒绝了那些武将的要求。参议部很快就下令，首先清点俘虏身份名册，总旗官以下的官兵全部释放，让他们回家与家人团聚。军官则要受到审判，一些参与过屠杀的武将被处死，参议部首次使用了一个新的罪名“战犯”。

张宁要释放俘虏的士卒理由很简单，人们被释放后不太可能对朱雀军造成什么威胁，这只是一场内战；同时通过杀戮削弱朝廷战争潜力的想法也毫无意义，大明各省单是军户籍贯的人都数以百万计，你能杀多少？

紧接着一些常规的法令也陆续颁布，除了对朱雀军内部重申军纪不得扰民犯罪等，安民榜文也张贴出来，新的统治者对当地官军郑重其事地做了许多承诺，以安人心，让百姓各安其事。这些事张宁都没有过问，全是参议部日常做出了安排；张宁再次感觉到自己组建这个衙门的重要作用，着实为他减轻了许多负担，很多他一个人想不到的事，官员们自己就能按照规矩办了。

或许张宁觉得自己需要“创造性”的做法，到常德后又颁布了一道不同寻常的法令，名曰“军民同等”。下令治下各府县，取消军户籍贯，军户一律改为民籍，今后可以科举、经商等不受限制。

这道法令在此时实际上非同一般，以往的军户实质上就是二等民，可能比贱籍好也不会太多，不仅在社会上受到歧视，也受很多限制，不能科举不能经商，而且世袭，和半奴隶差不多。明证就是军户的子女婚嫁一般也是同样籍贯的人，出身民籍的人不太愿意和他们联姻，人们不想自己的子孙世世代代无出头之日。

太祖言“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梦想是好的，现实却事与愿违，大明立国才不到六十年，军队战斗力已每况日下，同时很快就衍伸出无数的问题。

张宁与诸文官议事时，在一篇文章里论述，认为军籍就是一个弊政。他认为国家武备是自上而下每个人的责任，没有理由只让一部分人既负担兵役又出军粮，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公正的做法是上到宗室贵族，文官士大夫，下到黎民百姓，都应该为武备出力。

政令几乎没有任何阻力，和辰州一样，常德在城破的那日起就处于朱雀军的统治下，以前的官吏没有任何话语权只能屈服于铁蹄下仰仗鼻息生存；而朱雀军内部无论文官武将，日常理政军务为要，这种政策和他们利益没有什么冲突。只不过有几个有点见识的文官知道军制实际是出自太祖之手，算是一个“祖制”，不过既然张宁身为太祖的子孙都违背祖制，下面的人并非大儒、谁也懒得管了。

其实在张宁看来一种过于不公平的政策，就算宪章祖制也无法长久。明中期以后就出现了严重问题，因为以前是通过压榨军户来维持国防，很快府兵败坏军费难以维持，转而无奈由国库负担，结果就拖累了整个财政，军费成了国库开销最大的一项；大明朝的财政问题，张宁认为军制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但是废除了朝廷既定的国策，他又没能设计出一种新的制度来代替；不过眼前这个问题还不是问题，他面对的是如何打败强敌，而不是怎么治理国家。

张宁站在常德府的城头上，久久眺望着视线中的河流、原野、山脉，若有所悟地想一个人的眼睛确实也是身处的位置决定的；仅仅几年以前，他从来不真正关心这些事，看到的只是自家如何过日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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