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903();我们知道您的意思。底片万一出现划痕我们这边会负全责，但恳请您小心一点。

Hunter轻轻叹气：好吧。

还有，谢兰生又给Hunter丢过去一重磅炸弹，我们这边的预算呢，也只够做一次配光

到这时候，对面极品，Hunter都已经没脾气了：谢导，一般少说也要三遍，我经手的都五六遍。配光效果一定是要冲洗出来才能看到的，因此一部电影往往要进行好几遍配光。配光师先配过一遍，而后展示效果，再跟电影主创团队探讨未来修改方向，在一次次的调整中逐步得到理想配色。

真的只能做一遍了。谢兰生说，一遍配光一遍冲洗加起来要两万澳币，8万人民币，您不知道两万澳币对于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Hunter没说话。

您、您把底片画面投影，根据经验好好配，行吗？把影片的颜色统一，再做一做气氛渲染，出来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了。您要还有一些时间我就讲讲这个故事以及最后我想要的风格以及颜色、亮度。

谢兰生想最好只用一次配光就能搞定。当然，如果收到拷贝以后发现效果实在不行，他也只有再去凑钱，凑几年，然后再次邀请HunterHunter为这部片子做配光了。假若需要二次配光，他也不敢再用底片了，还要复制，又是一笔。他打听过，只做一遍配光的话并不至于磨损胶片。

Hunter叹气：谢导，您说吧，我尽量。

谢谢，谢兰生挺真诚地说，以后如果有资金了，我一定把我的片子全都交给ABCLAB做后期。

Hunter不置可否，觉得未免太遥远了，说：好，我准备好了，现在开始讨论颜色吧。

好的。

他们说了两个小时，谢兰生把能想到的全都对Hunter仔细说了，主要照着莘野的稿念。最后Hunter又重复了遍，跟谢兰生要求一致。

谢兰生便只有等待了。

又是三个星期以后，谢兰生收到了ABCLAB冲出来的发行拷贝，他把拷贝拿去送给北影厂的冲印工人，冲印工人在下班后帮谢兰生冲出来了。谢兰生又嘱咐对方不要跟人提起自己，尤其是对池中鹤。

接着，他把《生根》拷贝背在包里，回到北电，请王先进用放映机播放电影，给他看看。

在播放时，谢兰生的神经紧绷，特别担心下一秒就看到灾难性的画面，比如剪辑出现错误，比如颜色呈现跳跃。他实在是太焦虑了，甚至无法老实坐着，一边看，一边走来走去。

然而竟然没有问题。

谢兰生都看的呆了。

太好了。

Nathan只剪了一遍，Hunter也只配了一遍，可是效果趋于完美。

当然，如果Hunter能再配几遍电影画面会更舒服，只是到了这个程度已经无法再苛求了。由于用了池中鹤冲片子剩的药水，整体色调略略发暗，却反而是更有味道。

整部电影画面、声音也百分百地保持一致了。

这并没有想的容易，ABCLAB是真的非常靠谱。电影里的画面、声音是要印到生胶片上的。供片画面底片、供片声音底片必须通过印片机同步印制，而后得到收片画面底片、收片声音底片，在冲洗后制作成有画和声的发行拷贝。因为35毫米放映机还音头的位置要比放映窗的位置滞后20个画格，在印片时，所有供片声音底片还需提前20个画格，用以确保音画同步。在放映时，通过机器，画面会被投上银幕，而声音则会用放映机的还音装置来播放。

看着片子，谢兰生的鼻子发酸。他想到了自己，想到了莘野，想到了囡囡，想到了祁勇、岑晨，也想到了所有人对它的心血以及期待。

Nathan、Hunter都是他的贵人。

当最终场警局审判在屏幕上播放完后，谢兰生的系主任老师王先进也沉默了，半晌才说：兰生，也许你没走错路，你更适合独立制作。这个题材过不了的，但我看完非常感动。

老师谢兰生有点儿想哭，谢谢。

他得到了一次承认。

而且还是得到了在这个领域最权威的专家承认。

说起来，他本来也并不知道自己叫独立电影人，是王先进这个教授告诉他的这个名词。王先进说，在美国的本世纪中，八大公司垄断好莱坞并形成了严格套路，一切瞄准受众市场，以期获得最大利润，于是一批电影人就自筹资金自己摄制，摆脱了八大的控制，拍出许多与商业片截然不同的电影来，被称为独立电影人，而谢兰生这中国的独立电影人又有着更多意味。

谢兰生也不大知道百年后的电影史会如何书写他这种人最早的独立电影人。

是热血？还是莽撞？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其实最早，谢兰生就只是想拍他喜欢的内容而已，和写小说一样，制片厂要论资排辈，破窗而入的学长们与原先那批老导演们一起垄断电影厂标，加上审查无比严格，他等不了了。然而，仔细想想，不拿指标，跳出限制，总有人要做这件事，去挑战现今的标准，去推进现状的改革，最终达到一个平衡。

纵观世界，各个国家都经历过这样一段特殊时期，即，审查制度与从业者的对立及相互妥协。制度的每次改变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谢兰生曾看过一本以好莱坞为例探讨电影审查的书籍，说，1915年《一个国家的诞生》让资本看到巨大利润，不再满足于在宽松的几个州单独上映，于是要求彻改审查制度，而海斯办公室这样的电影人行业协会则开始承担自我审查自我管理的工作，同时也承担了与各政府解释沟通的工作，越来越有话语权。后来，到了1948年，派拉蒙案打破垄断，旧好莱坞土崩瓦解，新体制的核心不再是制片，而是发行，渐渐地，因为发行公司可对不同内容区别发行，有的公映，有的播放，有的制碟，政府变得没有必要对制片口严格控制，于是，终于，1968年，电影分级正式取代电影审查这个制度，由委员会监督实施。当然，1953年《奇迹》胜诉也是一座里程碑，虽然那时导演诉讼只是为了收回成本。

谢兰生也一直认为现有标准会变宽松，却不知道会在何时，因为何事，也许不会只是一次改变，而是很多次改变。

其实，平心而论，谢兰生并不是审查制度的反抗者，相反，他总觉得，外部政治十分复杂，电影局也无可厚非。各方都有各自立场，有人认为公民是否需要指导只应该以年龄划分、只要具有政治权利就应当能自主选择并自己负责，而非有人终生是老师，有人终生是学生，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18岁只是一个数字，公民就是需要指导，甚至是毕生的指导，两个观点都挺正常，而谁对谁错谁是谁非或平衡点究竟在哪，也许只有历史能给答案。也是出于这些原因，他并不厌恶电影局，也不厌恶制片厂。他甚至都可以理解霸占厂标的老导演，还有那些挤压后辈的老学长们各自为利罢了。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有些太严苛了，几乎不能真正触及目前存在着的问题。创作空间会更宽阔，可这需要有人站出来，去冲击，去博弈，一点一点地向前走，看看结果，试探边界。或者说，有些东西在现阶段是有苦衷或没办法的，但创作自由是正确的，无法反驳的，因此需要有人争取，以期达到一个平衡，虽然，这也许要用几十年，甚至更久，久到世界翻天覆地。

对于文艺而言，批判永远最有力量，永远大于赞扬、褒奖。它让人类改变、向前，而非安于现状。总有一天，人们会在大荧幕上看到这一类影片的，也一定会赞叹那些镁光灯前的导演们，可谢兰生也真的希望，到那时，人们可以看看他，看看孙凤毛，看看他们这一代的独立影人也许早已远去了的单薄背影。

谢兰生在收到拷贝的当晚就跑去邮局，把它发往都灵电影节的选片委员会。他不认识要去意大利的人，也办不来意大利的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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